1、-173-青海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2 期-173-青海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2 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21ZD262）。作者简介：徐志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志伟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先后形成了三种范式：革命范式、“新启蒙-纯文学”范式、“现代性反思”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的生成，都内在于时代政治之中，都有其具体的现实针对性，在一段时间内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种范式及其背后不同的政治文化逻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内在张力与矛盾。今天的乡土文学研究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拓展研究视域，整
2、合经验，补齐不同研究范式的短板，真正实现对“启蒙/救亡”“文学/政治”等二元解释架构的超越，重建乡土文学与历史肌理之间的关联。关键词：乡土文学；研究范式；现代性反思；文化政治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23)02-0173-06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启蒙与革命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开启的，它并非一种简单的文学类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新文学自身的实践特点。因此，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备受瞩目，国内外学者对它的研究热情持续不减。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乡土文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年代、20 世纪 80
3、 年代至 90 年代中后期、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今。这三个阶段不仅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划分，而且代表着某种“知识范型”的区隔。这种区隔并非线性的新与旧的整体更替，而是不同话语的持续博弈。直至今日，三个阶段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仍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不同的研究范式及其背后不同的政治文化逻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内在张力与矛盾。一、革命范式对乡土文学传统的重构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学界对于乡土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在“革命范式”的主导下进行。与民国时期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新文学研究是由政府力量积极推动的，当时的“中国新文学”课程，从大纲到教材，均由官方确定。政府力量之所
4、以深度介入中国新文学研究，主要是因为新政权需要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以强化政治上的共识。中国共产党依靠动员人民赢得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研究的三大范式及其内在逻辑-174-青海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174-青海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2023 年第 2 期革命的胜利，因此就需要建构一整套革命的意识形态，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历史叙述作为基本支撑，证明革命的必然性。而这一历史叙述的关键是划分历史时期，其具体的举措是：用“五阶段论”来涵盖中国历史；再进而划分：近代/现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将19161918 年的“新
5、文化运动”纳入“五四运动”，将“五四运动”归结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下”，最后以此作为“现代”的开端。正是这种中国革命史理论建构与普及的双重需要，促发了建立一系列新学科的国家行动，“现代文学”即是其产物之一。它的学科基础来自国家政治，而非一般所谓学术“本身”。它的政治规定性塑造了一套文学史叙述模式：其一是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切割；其二是新文学为主体，旧体文学、通俗文学均被摒除；其三是线形进步观（派生出“草创-发展-成熟”的线形结构）；其四是“政治-经济”决定论（派生出“社会-文艺斗争-作家作品”的分述格式）；其五是政治第一的评价标准（派生出“排座次”式的章节秩序）1。乡土文学被纳入
6、到这套文学史叙事模式，便产生了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差异。不同地域、风格、流派的作家因此获得了不同的学术观照。就地域而言，解放区的乡土文学被确立为新中国乡土文学的正源，其地位高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乡土文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陆续出版的几种新文学史著作中（如李何林等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解放区的乡土文学实践被视为“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2，其论述篇幅数高于国统区和沦陷区。就风格而言，“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阐扬。蔡仪在中国新文学讲话中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性
7、质，主要是现实主义的，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所规定的”。3105鲁迅、茅盾、赵树理等人的乡土书写因更具现实主义的特征而被确立为新文学的典范。而浪漫主义的乡土文学，无论是反抗的浪漫主义，还是颓废的浪漫主义，都是漠视客观，强调主观的产物。其中沈从文一路的乡土浪漫主义，如神巫之爱，则“暴露了他们的灵魂，是昏迷、堕落、腐朽，既不尊严又不健康”3131。至于施蛰存等人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乡土书写，前述的几种文学史则绝少提到，即使提到也将其视为乡土文学创作的逆流。就流派而言，“社会剖析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等左翼及泛左翼乡土文学流派备受推崇，被赋予较高的文学史地位，而“京派”等自由主义乡土文学流派，
8、则被忽略或排斥，似乎他们身上只存在着否定性的价值。在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社会剖析派”的代表作家茅盾的“农村三部曲”被评价为“无论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或写作技巧上，都是极成功的优秀作品”4299；“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萧红的生死场被评价为“代表了东北人民也是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4321；“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 小二黑结婚等被评价为“十分具体而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胜利”4404。而对于“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丁易则将其归入“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认为其笔下的农民与地主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这样的农村不是真实的农村，只是作者制造的一个观念世界，“一个适
9、合于地主阶级的观念世界”4290。总体而言，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乡土文学研究植根于时代政治进程，将已有的乡土文学置于人民的视野中加以检视。如果说五四时期“人”的视野力图召唤的是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要求的“个人”，那么 20 世纪 50 年代至70 年代的“人民”视野力图召唤的则是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群体。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对待底层大众的态度，后者力求将包括不识字的农民在内的最广大的人群纳入到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建构一个人人均可参与的文化政治空间，其背后蕴含的人民社会诉求已经超越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市民社会为旨归的民族国家规划与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20 世纪 5
10、0 年代至70 年代的乡土文学研究不但建构乡土文学的历-175-QINGHAI SOCIAL SCIENCES-175-QINGHAI SOCIAL SCIENCES史，也生产乡土文学的现实。但当时的一些研究者由于在具体实践中存在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问题，导致文学的评价标准愈加单一，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乡土文学的内在丰富性和复杂性。直到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持续开展，加之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冲击，学界才开始重视乡土文学的不同面向和实践形态并重新挖掘其现代性内涵。二、“新启蒙-纯文学”范式对乡土文学景观的重塑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后期，学界对于乡土文学的研究观念日趋
11、开放，最终凝聚成了一体两面的“新启蒙-纯文学”范式。“新启蒙”和“纯文学”共生共长，相互依存，合力策动了新时期乡土文学研究的新走向。首先是“新启蒙”范式。这一范式产生于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其所要阐明的要点是：“五四”是一个复数的历史存在，其中不仅有对国家、革命、救亡的热切呼唤，更有对个人、现代、启蒙的强烈追求，其创造力是空前的，展现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性。但随着“民族救亡”话语地位的确立，“五四”无论是在话语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日趋窄化。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在话语上继承了“民族救亡”的表述，“反封建”的启蒙任务再次被延宕。“新启蒙”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时期知识界某种共识的产物，深刻
12、影响了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知识生产，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等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即是这一范式的产物。依托于这一范式重新审视中国乡土文学，景观发生了翻转。鲁迅的乡土小说率先被纳入到启蒙的思想脉络中，被认定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王富仁提出，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以阶级政治为纲的思想图式对鲁迅研究而言是错位的，鲁迅“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表现现实的”，他“描绘的重心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是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束缚”，“体现了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
13、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思想在以农民群众为中心的广大社会群众中的根深蒂固的影响”5。不单鲁迅这样的作家个体，其他一些文学流派也在“新启蒙”范式下获得了重新评价，比如“七月派”乡土文学因强调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被赋予了启蒙意义，其代表作家路翎更是被提升为“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次是“纯文学”范式。这一范式与“新启蒙”范式差不多同时出现。作为“新启蒙”范式的同构范式，其对话对象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至70 年代“革命化”“政治化”的文学史叙事方式。该范式下的研究试图将文学从革命政治的规约中解放出来，认为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审美性存在
14、，真正接近文学本质的既不是“五四”时期主流的“载道”的文学，更不是经由左翼文人开创、到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顶峰的、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而是那些在“一体化”时代努力追求个人性、主观性和多元化的文学。这一范式落实到对乡土文学价值的重估中，其结果是曾备受瞩目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不再是唯一的尊者，而曾一度受到压抑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乡土文学则出谷迁乔。以推动这一范式形成的海外汉学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例，沈从文和师陀的地位直线上升，比肩鲁迅、茅盾等作家，享受专章论述的待遇。其中沈从文被评价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其田园气息，“在道德意义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兹
15、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6211。而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则明显被贬低，其中周立波、柳青仅仅被一笔带过，种谷记 暴风骤雨等作品被评价为“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对于赵树理，夏志清虽然花了一些笔墨，但几乎通篇否定，用词刻薄6486-488。而在承续海外汉学“去政治化”思路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赵树理方向”“柳青现象”“丁玲现象”“子夜模式”等更是成了政治文学的代名词。即便鲁迅的乡土写作，也要在纳入“纯文学”范式检验之后才能重获意义，比如有论者提出，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的-176-青海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176-青海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2023
16、年第 2 期价值不在于批判封建礼教，而在于它“涉及到人类的永恒的东西”，“是在一种很高层次上谈对人类本体的认识”7。“新启蒙-纯文学”范式是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思潮的产物，正如蔡翔所指出，其出现一方面代表了研究者“对极左政治或者同一性的拒绝和反抗”；另一方面也代表了研究者的诉求，这种诉求包括：文学的独立地位、精神与思想的自由、个人存在及选择的多样性、公共领域的扩大和开放，等等8。应该说，“新启蒙-纯文学”范式有力地挑战了固有的文学秩序，为重构新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其探寻新生活的热情和走向新世界的冲动，引领了当时的乡村改革叙事，为当时的乡土文学创作注入了一种特别的气质。然而，
17、应该指出的是，它在开启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迅速走向固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启蒙-纯文学”范式声称反对一元论的文学史观，但在一番左冲右突之后，其自身也堕入了一元论的渊薮。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新启蒙-纯文学”范式未能突破“启蒙/救亡”“文学/政治”等二元话语架构，简单地将启蒙与救亡、革命脱钩，将文学与政治叙述成两个互不相干的范畴，导致的结果是，20 世纪80 年代的乡土文学研究，直接与“五四”对接，完全绕开了 50 年代至 70 年代形成乡土文学研究经验，社会主义人民文学探索被抹去。这样，如何在 20 世纪中国乡村经验的框架下突破“启蒙/救亡”“文学/政治”等二元对立思维，实现“
18、人的文学”观与“人民文学”观的沟通与整合，就成为每一位研究者的难题。三、“现代性反思”范式对二元话语架构的超越海外汉学界较早关注到了“启蒙/救亡”“文学/政治”等二元解释架构的局限并试图对其进行超越。1993 年，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出版，标志着“再解读”研究思路的生成。“再解读”的关注对象主要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边缘化的“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但采取的策略却是“在文学内部思考文学”，在研究思路上与“新启蒙-纯文学”范式形成了对话。在“再解读”的倡导者看来，“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不但是文学，而且还是属于“别一世界”的文学，尤其是延安文艺，具有“反
19、现代性现代先锋派”的精神特质，“其之所以是反现代的，是因为延安文艺力行的是对社会分层以及市场的交换消费原则的彻底扬弃；之所以是现代先锋派，是因为延安文艺仍然以大规模生产和集体化为其最根本的想象逻辑；艺术由此成为一门富有生产力的技术，艺术家生产的不再是表达自我或再现外在世界的作品，而是直接参与生活、塑造生活的创作。”9这一研究思路没有简单地将左翼文艺视为政党政治的工具，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学类型，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启蒙/救亡”“文学/政治”等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再解读”所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文本分析上，具体到乡土文学，研究者重点选取生死场 春蚕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暴风骤雨白毛女 红旗谱等文本进
20、行重读实验，重读包括两个重要环节：“一是重新进入文本，二是重构围绕文本的语境和体制，并由此进一步梳理和解释文本与泛文本之间的间隙、共谋、不对称和相互弥补”10282。重读的最终成果虽然并未完全抹去“新启蒙-纯文学”范式的印痕，但无论是在问题的提出上，还是在分析的细腻上都让人惊艳，比如孟悦通过重读白毛女，呈现了延安文艺的复杂性，指出许多革命文艺作品本身在很大程度是不同话语、不同文化传统之间摩擦互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政治话语压迫的工具11。需要指出的是，“再解读”的实践者解读的虽然是中国文本，但其问题意识却源于西方。这些实践者大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赴美国留学，亲身体验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
21、经济、文化逻辑，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让他们感同身受并因此得风气之先，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革命文艺经典的重读，探寻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借此反思日益陷入危机的西方现代性。正如唐小兵在“再版后记”中所言，“再解读”作为一种批评策略，“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对社会主-177-QINGHAI SOCIAL SCIENCES-177-QINGHAI SOCIAL SCIENCES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解读，来使我们更好地进入对当代日益发达，并开始无微不至地渗透进我们的文化、精神生活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进行批判”10284。因“再解读”初兴时，其实践者大量使用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等脱离
22、中国语境的西方文化理论，所以他们的“现代性反思”范式并没有在国内学界引起广泛共鸣。“现代性反思”范式真正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现代性反思”的倡导者强调，西式的现代化是殖民扩张的产物，绝非普世性价值，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理应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对于中国革命，“现代性反思”的倡导者也将其纳入到“现代性”的范畴加以认识，认为中国革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的过程，其中不但包含着对于自身的超越，也包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中国的革命思想具有极强的连续性，无论是康有为的大同空想，还是章太炎的平等观念，无论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还是
23、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征：“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12。汪晖将这种思想特征概括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它“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12。“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应用于乡土文学研究，带来了乡土观念的重大转变。很多研究者开始超越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重建理解“乡土中国”文化形态的新视野，挖掘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所具有的革命性与现代性价值，“乡土中国”不再是一种线性历史观中的“前资本主义”存在，而是一种蕴含着独特经验和潜能的“非资本主义”的另类存
24、在。新的乡土观念促成了一系列新成果的诞生。比如汪晖对阿 Q 正传的研究，超越了“国民性话语”，发现了阿 Q 身上具有的“向下超越”的、可以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力量13；李杨对创业史的研究，把革命从封建论中抽离出来，发现了梁生宝这一形象的主体性意蕴14；贺桂梅对三里湾的研究，超越了“现代文学”的定义，发掘了作品隐含的另类现代性的社会与文学形态15，等等。除此之外，在对贾平凹、韩少功、张炜、阿来、迟子建、陈应松、刘继明、刘亮程等当代乡土作家的评论中，也有很多研究者立足于“反现代”的思路，重点论析这些作家对市场、资本、消费主义等渗入乡村日常生活的警惕与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当代乡土文学与现代乡土文学
25、的对话可能。“现代性反思”范式重点关注中国乡土经验在全球资本主义情境中的特殊性，无论是现代乡土文学还是当代乡土文学，都被纳入到讨论的范围，建构了中国乡土经验的连续性，有力地冲击了日趋固化的“启蒙/救亡”“文学/政治”等二元解释架构，为乡土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空间。然而，对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运用使其在打开新的阐释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限制。这一范式虽然致力于挖掘中国的独特乡土经验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高度依赖西方理论，相当大一部分运行在这一范式下的文字，都交错着繁复的理论，浓重的翻译腔充斥其间，难见中国的风仪。力图挖掘中国的独特经验并为其正名，最终却远离了中国的历史与经验，这令“现
26、代性反思”范式饱受质疑。结 语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先后经历了革命范式研究阶段、“新启蒙-纯文学”范式研究阶段、“现代性反思”范式研究阶段。每一种研究范式的生成，都有其具体的现实针对性，在一段时间内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它们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是不能太苛求的。如何补齐不同研究范式的短板，真正实现对“启蒙/救亡”“文学/政治”等二元解释架构的超越？是当下乡土文学研究者面对的一个难题。针对这一难题，本文主张以历史填充理论，具体而言，即重建乡土文学与更为丰富细腻的历史肌理之间的关联。重建这种关联，一方面是为了兼顾文学性和历史性，有
27、效地挖掘中国乡土文学生产的独特经验，避免使其沦为西方既有文学-178-青海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178-青海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2023 年第 2 期理论的一个注脚。另一方面也暗含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乡土文学远非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它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性问题紧密相连，我们不应该将其抽象化，而应该看到其一直内在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乡土文学对于民情、民俗、民心的呈现大都是鲜活且深刻的，构成了一部活的中国乡村的“人史”，这是其他任何历史书籍所无法替代的。我们今天研究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深刻体认不同时代农民的知、情、意的精神结构，加深我们对乡村历史
28、与现实的认知，从文学的角度为乡村未来道路的探索提供助力。参考文献：1 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 J.上海文论,1989(6).2 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 N.文艺报,1951-06-25.3 蔡仪.中国新文学讲话 M.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2.4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 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5 王富仁.呐喊 彷徨综论 J.文学评论,1985(3).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7 高尔泰,雷达,陈思和,王晓明：评论家对话：文学的价值观 N.人民日报,1989-02-14.8 蔡翔.何谓文学本身 J.当代作家评论,200
29、2(6).9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 M/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10 唐小兵.再版后记 M/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 M/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9.1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13 汪晖.阿 Q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 J.现代中文学刊,2011(3).14 李杨.创业史“现代性”、“知识”与想象农民的方式 M/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174.15 贺桂梅.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J.文学评论,2016(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