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1 期工 运 历 史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参见蒋凌楠：20世纪20年代“劳动阶级”概念的纠葛与传播，载 史林,2019年第2期，第151162页；冯莉：“劳工”“劳农”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建立，载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017页；陈红娟：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阶级”概念的演变、理解与塑造（19211937），载 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5363页；严九发：中国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话语实践，载 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第4348页。参见李星
2、、赵亲、黄杜：论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载 学术月刊，1961年第2期，第1420页；何长凤：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问题，载 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第1417页；陈嘉陵：我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标志问题，载 江汉学报，1962年第8期，第2327页；熊秋良：中共早期培养工人阶级意识的探索，载 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第89102页。“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对工人阶级的塑造与动员，工人话语作为一种阶级话语在塑造与动员的过程中发
3、挥了重要作用。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颇为重视，形成了两类研究成果。摘 要研究工人话语的转变是管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阶级论题的窗口。欧战胜利后的喜悦情感，加速了劳工神圣作为情感表达的传播，让劳工迅速走入大众视野。在对工人阶级存在状态及其生存实况的确证过程中，劳工神圣由情感话语向阶级话语转向。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使具有联合性质的工人团体得以形成，工人政治取代劳工神圣成为主要的阶级话语和革命方向。关键词工人话语；劳工神圣；工人政治中图分类号D6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08（2023）01-0060-14收稿日期2022-09-07作者简介董树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
4、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荣获上海市总工会与复旦大学共建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研究基地“2022年优秀工运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第一类主要围绕阶级话语展开，论述了阶级话语的产生、流变、影响和意义。第二类主要围绕阶级话语与工人阶级意识的关系展开，构建起阶级意识的形成、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劳工神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影响范围最大的工人话语，董树婷（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从“劳工神圣”到“工人政治”：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工人话语的变迁DOI:10.19434/ki.ghllyj.2023.01.00661工会理论研究
5、2023 年第 1 期工 运 历 史话语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促使时人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展开一系列追索。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工人运动广泛开展，工人政治在一段时期内取代劳工神圣成为新的工人话语。如今重新审视这段工人话语变迁的历史，能够进一步廓清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阶级语境。一、劳工神圣：劳工话语的出场及其情感性表达康德有言，“思维无感性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情感话语是对感性认识的直观表达。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情感不只是某种内在的心理现象，更是一种外化的言语活动，情感话语包含着特定的情感信息与特定的历史语境。从发生时序来看，情感话语是感性认知外化的出口，为感性认知跃升为理性认识提供了条件。“劳工神圣”是
6、“劳工”二字走入社会视野的时代口号，追溯原初的语境可以发现，它首先作为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情感话语出场。新青年第5卷第5号开篇刊发了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篇首李大钊便言“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狠”，陈独秀更言“京中各校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战胜。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这些记录还原了当时的情感氛围。在“热闹”的氛围中，“劳工神圣”这一情感表达集中传递出三重意蕴。第一，从个人视角看，这是蔡元培个人爱国热情的表达和对参战的十五万华工的褒扬。胡适的回忆可以提供佐证：“蔡先生（他本是主张参战的）的兴致最高，他在那三天庆祝之后，还向教育部借了
7、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这种爱国热情使“蔡元培一度违背其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姿态”而谈论政治。第二，从民族性角度看，时人经历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肆意欺侮，对于协约国战胜的喜悦源自“公理战胜强权”的情感。在庆祝期间，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克林德碑如摧枯拉朽般地被立即拆毁。第三，从世界性角度看，欧战的胜利直接导向两个结果：一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战胜了以“大日耳曼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为代表的强权主义；二是劳工主义战胜了企图以战争方式建立大帝国来涵容本国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时人认为，胜利的取得并非仅是武力较量的结果，而是顺应了世界的潮流和趋势。这让在黑暗中探
8、索的有志之士看到了作为“世界民”的希望。这股潮流与趋势是“消减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光明的指向则是“全世界的庶民”所彰显的“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因此，李大钊指出：“我们想要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劳工神圣在情感语境的烘托中出场，是时人面对国内局面与国际局势所发出的情感性高 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载 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359页。陈独秀：克林德碑，载 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页。胡适：纪念五四，载 胡适文集（第1
9、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页。冯庆：“劳工神圣”的思想温床以蔡元培的社会关怀和教育理念为核心，载 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第126132页。62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1 期工 运 历 史呼。故而，有学者指出，“公理战胜”与“劳工神圣”两个口号是觉醒前的狂热。在明晰了话语出场的语境后不难发现，“劳工神圣”中的“劳工”是与“纨绔儿”“卖国营私的官吏”“克扣军饷的军官”“操纵票价的商人”截然相反的群体，其特征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因此蔡元培认为“不管他用的是体力还是脑力，都是劳工”。从狂热的喜悦到期待的幻灭，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让“劳工神圣”逐渐从
10、情感话语中抽离出来。首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打破了劳动界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最后一丝幻想。从1918年11月的喜悦庆祝到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仅历时数月，时人的“公理战胜强权梦”便已破碎。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宣言仅是空谈，瞿秋白对此批判道：“威尔逊所新发明的方程式14=0，早已证明了。”为了拒绝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六三罢工相继爆发，意在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其次，北洋政府推诿派遣劳工代表出席国际劳工大会，打破了劳动界对北洋政府的期待。1919年10月29日于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被视为既要实现废约诉求又要实现通过国际劳工立法保障工人权益的“千载一时
11、”的机会。然而，北洋政府担心引入国际上风头正盛的罢工潮会威胁自身统治，拒绝派人参会。当时工界发出哀叹：“一经放弃，恐我国工人，将来无立足世界之一日。”后来几经交涉，北洋政府仍以“我国工商幼稚，此项代表无人可派”为由，暂缓派遣代表。11月5日，时任中国政府第一代表的容揆再次提请选派代表赴美参会，北洋政府再以“资本家与工人均无正当集合团体，选举一层，无从着手，若由政府指派，尤易发生枝节”为由，拒绝派代表出席会议。这反映出北洋政府对劳工问题及保障劳工权益的漠视。申报对此评价：“不知昧于世界潮流，脑筋陈腐之政府果能幡然醒悟而急起直追否？”足见时人对北洋政府的失望态度。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使劳工神圣脱离了欧
12、战胜利的语境，同时让劳工意识到改善劳工地位、维护劳工权益的期待已经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斩断。于是，加诸“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之上的狂热逐渐退却。五四运动和六三罢工相继展开，劳工带着愤怒走向历史舞台。恩格斯在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面对工人愤怒的情感，曾经做出如下论断：“这种愤怒要不了多久就必然会爆发为革命，同这一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随着劳工走向台前，工人运动逐步开展，关于工人与工人阶级的讨论变得愈加广泛、愈加深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劳工神圣从情感话语 李永昌：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载 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952
13、10页。蔡元培：劳工神圣，载 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第4页。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工界志成会要求选派劳工代表电，载 时事新报，1919年12月02日。劳工代表仍复派，载 大公报，1919年11月1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笈录存：近代史资料专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国际劳动会与我国代表，载 申报，1919年11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63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1 期工 运 历 史向阶级话语的转向。二、谁是劳工阶级：劳工神圣由情感话
14、语向阶级话语转向情感话语向阶级话语的转向，源自对“是否有劳工阶级”与“谁是劳工阶级”的进一步追问。劳工神圣的情感表达为“劳工”引来诸多关注的目光，时人热衷于对劳工神圣品评一番：“近来我们劳工四个字，时常出现”，“好像是从前捐官的空白一般，什么人可以随便填上”。人人谈论的“劳工”理应有更加明确的现实指向，于是光佛发出了“到底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的疑问。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两种不同的道路得出相同的结论那般，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当时也呈现出两种路径。一种是以思想争论的方式追问工人阶级是否存在；另一种则是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呈现现实，还原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两种路径共同为情感话语的阶级转向提供了依托
15、。（一）阶级确证的追问：工人阶级是否存在是否有工人阶级，关系到阶级话语权的归属，是把握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先决条件。如若工人阶级不存在，探讨其是否神圣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如若工人阶级的内涵不能廓清，“劳工神圣”颂便失去了对象。时人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工人，谋生海外，及工作内地者，为数甚巨”，然而究竟是否有工人阶级，成为思想界进一步进行理论争论的焦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否认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其否认中国存在工人阶级的论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指出劳动阶级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来看，农民及散工都应包含在工人阶级之中；狭义来看，工人阶级“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第二步，从“欧洲劳资两
16、阶级对立，资本家掠夺劳动家剩余利益之恶现象”的欧洲模式分析，认为能够从事社会运动的工人阶级应当是狭义的工人阶级，也即新式工业组织中有职业的劳动者，农民及散工准确来说应当被称为“游民阶级”，“游民阶级”不具备社会运动的能力与资格。第三步，依据“全国人民十之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说明中国社会中“有业者”尚且少之又少，“有业者”中被资本家蚕食的人更寥寥可数，也即“中国国内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工厂绝少，游民最多”。通过这三个步骤的论证，梁启超得出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结论。借助这一结论继续推演，梁启超又否认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必要性，“劳动阶级运动之结果，能产出神圣之劳动者。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能增加游民”，“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尽管梁启超不承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但却在论证过程中，将无产阶级定位为有职业的产业工人。这为劳工话语的阶级转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向产业工人聚焦。以李达为代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且在等待进 光佛：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载 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1月8日。工界志成会要求选派劳工代表电，载 时事新报，1919年12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