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 引 言 引 言 关于“马邑”，辞海作如下解释：古县名。（1）秦置。治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西晋永嘉中废。西汉初为韩王信都，既而为匈奴所攻取。后还属汉。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汉伏兵马邑旁，欲诱致匈奴邀击之，单于既入塞，谋泄，引兵还。史称“马邑之谋”。（2）唐开元五年（717 年）置。治大同军城（今朔州市朔城区东北）。金贞祐二年（1214 年）升为固州，元复旧。清嘉庆元年（1796年）废入朔州。唐建中时，曾为朔州治所。郡名。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改朔州置。治善阳（今朔州市朔城区）。辖境约当今山西宁武和恒山以北，黑驼山、洪涛山、左云以东地区。唐武德四年（621 年）复改朔州。天宝
2、、至德时，又曾改朔州为马邑郡。唐代诗人韦应物的突厥三台中有如下诗句：“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这本小书，试图在大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之下，阐述马邑所走过的历史进程，并试图探讨马邑与马的历史渊源。这是地方历史文化研讨中的一个大话题，希望这本小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熊国章 2目 录 目 录 引 言.1 引 言.1 一、黑驼山下“猎马人”.1一、黑驼山下“猎马人”.1 二、马邑自古多马.7二、马邑自古多马.7 三、人们心中的马邑.11三、人们心中的马邑.11 四、尉迟恭擒龙马.17四、尉迟恭擒龙马.17 附录：马文化漫谈.19附录：马文化漫谈.19 主要参考文献.38主要参考文献.38
3、1一、黑驼山下“猎马人”一、黑驼山下“猎马人”天地造化，钟灵毓秀，人为万物之灵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从猿到人的漫长转变过程分为“攀树的猿”、“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08512 页）这样三个阶段。后来人类学家又把“完全形成的人”的进化过程分为猿人（直立人）、古人（早期智人）、新人（晚期智人）三个阶段。在我国，考古发现的“猿人”主要有距今 170 万年的元谋人、距今110 万年和 65 万年的蓝田人、距今 60 多万年的北京人、距今 30 万年的金牛山人等；发现的“古人”主要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许家窑人等，他们距今 20 万年至 10 万年之间；
4、发现的“新人”主要有河套人、峙峪人、山顶洞人等，他们距今 5 万年至万年之间。我们所有探寻的终结，将来到我们的出发之地。在朔州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上，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 3 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人”。这是我们迄今所知的朔州在历史黎明前最早的人类。因他们主要靠猎取野马等草原动物为生，所以史称“猎马人”。“猎马人”在体质形态上，已经和现代人相似；在社会组织上，已经进入母系氏族公社初期。在出土的动物化石中，马类动物占到了食草类动物的 90以上，初步统计至少有 120匹野马，88 头野驴。峙峪遗址中发现了我国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一枚石箭头，说明“猎马人”已经发明了弓箭这种前
5、所未有的武器。弓箭的出现，使人类捕食猎物、保护自己的能力明显增强，表明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和许多具有明显刻划痕迹的兽骨片。可见“猎马人”已经有了初露端倪的审美意识和数量概念。远古的事情谁知道呢？石头是惟一的见证。峙峪文化是北京人文化与华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为亚洲、美洲细石器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963 年夏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山西工作组王择义、尤玉柱等，根据西安矿业学院煤田普查队提供的线索，在山西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峙峪村附近发现了一处颇有意义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即后来命名的峙峪遗址。随后
6、有关部门对遗址进行了为期 50 天的发掘工作，获得晚期智人的枕骨一块、石制品 15000 余件、石墨制的钻孔石坠 2（装饰品）一件、哺乳动物的牙齿 5000 余枚、许多烧石和烧骨以及大量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片。峙峪村位于大同盆地西南朔州黑驼山东麓，桑干河上游的支流峙峪河绕村而过，西、北、南三面由群山环抱，东面是广阔的桑干河平原。遗址就在峙峪河与小泉沟汇流处的一个孤立的岛状沙丘中。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地点当中，石器、动物化石等材料如此集中的遗址还是为数不多的。值得注意的是，沙丘的底部存在着呈透镜状分布的灰烬层与周围的石块（很可能是砸击动物骨骼或架木燃火的垫石）所构成的遗迹。种种遗物、迹象表明，峙峪遗址是
7、一处原始人类的集体营地，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猎马人”在干凉草原地区的生存情况。动物化石绝大多数埋藏在遗址的文化层中，在文化层下面的砂层底部也发现了极少量的动物化石，如虎、披毛犀、野马等。化石密集成层，一般保存情况较差，未见头骨，下颌骨多残破，见到的大多数是单个的牙齿和被击碎的骨片。通过对动物化石的综合鉴定得知：在峙峪动物群中有蹄类所占的比例最大，种类上占70，数量占 95以上，构成这一动物群的主要部分，其中典型的草原动物有蒙古野马、野驴、普氏羚羊、鹅喉羚等。在我国，蒙古野马最早的化石记录见于丁村遗址。据现代动物地理资料，蒙古野马是一种喜冷的草原动物，分布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及
8、玛纳斯河流域，沿乌伦古河向东分布到北塔山附近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科布多盆地，较我国更新世晚期的分布区的已知南界（襄汾丁村）在纬度上北移了 9 左右，年平均气温相差约 10。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分析，峙峪遗址的地质时代应属于更新世晚期。峙峪人当时的生活环境是草原与灌木草原地带，气候比现在冷一些，且较为干燥，冬夏的温差相当大。在这种环境下，“峙峪人”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只能是狩猎，峙峪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便是有力的证据。对峙峪遗址动物化石的研究表明，马类动物占到了食草类动物的 90以上，初步统计至少有 120 匹野马，88 头野驴。如此众多的马类动物化石发现于面积不大的发掘范围 内实属罕见，显然这些
9、野马、野驴并非自然死亡。考古学者们断定，“峙峪人”的认识能力和狩猎水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懂得根据兽类生存情况，较集中地捕猎一、两种动物。贾兰坡先生在发掘报告结语中称峙峪一带的原始人类为“猎马人”，后来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峙峪遗址中，发现了我国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一件石镞。可以推 3断，“猎马人”已发明了弓箭，这是前所未有的武器，等于把手延长了几十米，在当时来说是最有威力的狩猎工具。弓箭使狩猎的范围扩大，提高了捕猎的效率，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峙峪石镞以燧石为原料，用非常薄的长石片制成，前锋锐利；一侧边缘
10、经过很精细的加工，另一侧保持石片原有的锋利刃缘，只在靠近尖端的部分稍加修理，以使尖端更为周正；与尖端相对的底端左右两侧均经加工而变窄，状似短短的镞铤。如此典型、精致的石镞，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中尚属首见。我国古代传说羿为颛顼的后裔，以善射著称。又有“羿射九日”的神话，赞美羿的伟绩。于是后人就把弓箭的发明也归功于羿。比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的势备篇载：“羿作弓弩”。其实弓箭真正的发明时代，比传说中羿的年代更为久远。经碳十四测定，峙峪遗址距今大约 289451370 年，而从石镞的加工精细程度看，人类最初使用弓箭的时代，还要比这早一些，至少在距今 3 万年以前。原始弓箭是用竹木制造的，极
11、易腐朽，很难完整保存至今，所以在考古发掘中往往只能见到镞，而见不到弓。就弓箭的基本结构来说，虽然只有弓、弦、箭三部分，但是其中包含的技术知识却相当丰富，不仅涉及多种材料的选定、多种方式的加工和多元联结的技术，而且还有一定的弹力形成和箭体飞行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弓箭的制造技术是原始社会人类经验和技能的结晶，是原始军事技术的最高成就。弓箭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比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它许多发明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峙
12、峪遗址出土的“斧形小石刀”，应是我国现知时代最早的一件打制石刀。该石刀用半透明的水晶制成，有宽约三厘米的弧形刃口，两平肩之间有短柄状呈凸形的突出。整个器型规整而小巧，精致而美观，以前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未曾发现过这一类型的石器。考古学者推测，小石刀应为切割猎物之用。它在使用时很可能装有木柄或骨柄，与该遗址所出的石箭头同是我国早期复合工具的代表。在峙峪遗址中还发现了我国称得上锯的最早遗物。这类“石锯”由刮削器发展而来，是把薄石片的一侧边缘修理成锯齿状刃口，敲击出来的刃缘比较均匀，刃口薄而锋利，当锯使用是很可能的。这类“石锯”既可以锯截，又兼作刮削之用，因此，考古学家在峙峪遗址的发掘报告中，称
13、之为“单边刃刮削器”。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一直公认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 4期的著名工匠鲁班，并将他发明锯的过程讲述得绘声绘色。其实这是由于锯的产生太久远了，史前时期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后世的人们便将锯的发明归功于所能追溯的最早的能工巧匠身上，正如把找不到发明者的车船、房屋之类均推原到人文始祖黄帝一样。在出土的文化遗物中有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这可能算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品。还发现一件骨制尖状器和许多有刻划条痕的骨片。“如果确属人工刻划的符号，那就使我们联想到传说文字发明以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都不会是无稽之谈，而是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产物。”（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裴文中先生高兴地说：“峙峪
14、骨片表明中国旧石器艺术已初露端倪！”（考古寻踪，山西人民出版社）贾兰坡先生认为：只有把峙峪遗址放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中来观察，才可以充分理解它的意义。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其中之一是“匼河丁村系”或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类型的大砍砸器；另一个系统就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简称“第一地点峙峪系”），或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作多种类型的细小石器。“第一地点峙峪系”在华北分布很广，这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系统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峙峪遗址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是北京人
15、文化与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并为亚洲、美洲细石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按照贾兰坡先生的说法，中国以及东亚、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总的来说属于同一传统。虽然可以把这一传统的细石器的起源，追溯到北京人时期，但和“中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细石器文化最接近的却是峙峪文化。在峙峪文化的组合中不仅见到有在细石器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石镞、拇指盖状刮削器等，还有扇形石核。峙峪的扇形石核，虽说没有“中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细石器文化中的典型，但已初具规模。在峙峪文化遗址中还见到代表细石器文化特征的长石叶，这是我国所见到的最早的用间接法剥落的石叶。“第一地点峙峪系”石器传统是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狩猎型经济类型的文化产生
16、的基础，是这一经济类型的人们对生产工具特殊要求的反映。在细小石器传统中，与狩猎有关的工具占主体，其经济生活当以狩猎为主，辅以采集。从细石器文化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生活的大致轮廓。我国北部、西北部和东北古代的一些氏族，是以细石器为共同特征的。他们绝大多分布在沙漠草原或高山地带，最初过着以狩猎为主，以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从狩猎活动中逐渐学会了驯养畜群，产生了畜牧业；为了长期饲养畜群，需要储备饲料，于是又从采集发展出原始农业。在新石器时代特别是稍后的阶段里，我国北部地区广泛出现了细石器和石锄、石斧等农具的混合文化，5是亦猎（包括驯养家畜）亦农的标志。作为我国史前马文化的典型标本，黑驼山下“猎马人”的原始马文化，事实上已成为后世中国马文化的先声 如前所述，在峙峪遗址的动物化石中，野马最多，应是“猎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考古研究表明，当时峙峪一带的野马属于蒙古野马，其体形大小已经和现生的蒙古野马没有明显的差异。蒙古野马又称新疆野马或普氏野马，这是迄今为止惟一存活于世的野生马种。中国是野马的故乡。早在先秦时期，逸周书 尔雅等文献典籍对野马就已有明确的记载。尔雅说，野马“如马而小，出塞
